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●ω● 心間彩虹

+++ 我 們 要 [ 幸 福 ] 到 讓 别 人 羡 慕 ! +++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土木之变  

2010-10-21 11:02:20|  分类: 軼聞雜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土木之变
百科名片
  土木之变 - Wing - ●ω● 心間彩虹
土木之变

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瓦剌军打败,明英宗被俘事件。行至土木堡(今河北怀来东),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,把明军团团围住,两军会战,明军全军覆没,王振被部下杀死,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。史称土木之变。


目录

背景
经过
结局
土木之变历史记载

编辑本段
背景
 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(1449),明朝北方的边界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蒙古人部族,号称瓦刺。也先继承瓦刺王位后,同明朝就开始发生磨擦。明朝的王振,本来也想讨好也先,但由于贸易方面的磨擦,激化了双方本就不协调的关系,战争终于爆发了。
  这一年,也先派了两千多人跟明朝做买卖,为了多得一点赏赐,也先谎报了贸易的人数。这件事给王振知道了,便说也先欺骗朝廷,单方面削了价,只给也先五分之二的钱,
  土木之变 - Wing - ●ω● 心間彩虹


还下令礼部不给来贸易的人吃饭。也先本就找不到发兵的理由,现在终于有了口实。他立即发兵攻打山西的大同,打得明朝的守军节节败退,紧急军情很快传到了北京。
  明王朝本来已经派了驸马都尉井源率兵四万去增援大同了,但是王振却还想扩大这次冲突。他的家乡就在大同附近,只怕瓦剌人侵占了自己在家乡的田庄,又想趁这个机会,到家乡人面前抖威风,顺便建立奇功,巩固自己的地位,便竭力劝明英宗御驾亲征。
  虽说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已经二十三岁了,但他依然像当年小王子时候一样,什么事都听王振这位“先生”的。要知道,英宗小的时候,就这位王振先生是他的朋友,他觉得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位王先生了。王振说要亲征,并说瓦刺人不堪一击,他立即信以为真,下令三天后立即出征。朝中官员听到圣旨,吓得在午门外跪了一大片,都说御驾亲征不是儿戏,三个月能不能准备好还成问题,要英宗收回成命。可是,这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皇帝只信王振的,根本不管大臣们的建议,一意孤行地要按原来的命令行事。
  七月十七日,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五十万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出发了。出发前只把北京交给弟弟朱祁钰留守,也不管敌情如何,也不商量作战方略,连后勤保障都没安排好,简直把亲征当作小孩子玩游戏一般。
  当然,后果大家都知道了,英宗在土木堡被俘,王振被愤怒的部将锤杀,这就是“土木之变”。
编辑本段
经过
 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、鞑靼部、瓦剌部三部。其中,瓦剌经过长期发展,势力增强,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,并有吞并中原之心。
  明正统十四年(1449)二月,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,向明朝政府邀赏,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,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,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,就制造衅端。遂于这年七月,统率各部,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。东路,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;西路,派别将进攻甘州(甘肃张掖);中路为进攻的重点,又分为两支,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,直攻宣府围赤城,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。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,“兵锋甚锐,大同兵失利,塞外城堡,所至陷没”(
  土木之变 - Wing - ●ω● 心間彩虹


明史纪事本末》卷32《土木之变》)。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。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,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挟持下,准备亲征。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“力言六师不宜轻出”,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,但英宗偏信王振,一意孤行,执意亲征。7月16日,英宗和王振[1][2]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,由于组织不当,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,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,军内自相惊乱。19日出居庸关,过怀来,至宣府。8月1日,明军进到大同。也先为诱明军深入,主动北撤。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,仍坚持北进,后闻前方惨败,则惊慌撤退。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“驾幸其第”,显示威风;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,故行军路线屡变。至宣府,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,明军3万骑兵被“杀掠殆尽”。13日,狼狈逃到土木堡,瓦剌军已紧逼明军。土木堡地高无水,将士饥渴疲劳,仓猝应战。瓦剌军四面围攻,骑兵蹂阵而入,挥长刀砍杀明军,“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”。于是明军士兵“裸袒相蹈藉死,蔽野塞川。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,不得出,被俘。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,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。明50万大军,“死伤过半”。这次战役,明史上称为“土木之败”。这次大败影响深远,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
编辑本段
结局
  此一战役,明军死伤数十万,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。英宗被俘消息传来,京城大乱。廷臣为应急,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。皇太后同意众议,但郕王却推辞不就。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,英宗秘派使者到来,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。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,是为景帝,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,奉英宗为太上皇。瓦剌俘虏明英宗,便大举入侵中原。并以送太上皇为名,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,乘机攻占城池。十月,攻陷白羊口、紫荆关居庸关,直逼北京。
 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,势不可 挡,明朝廷惶惶不安,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。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,要求坚守京师,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。随后,调河南、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,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,京师兵精粮足,人心稍安。正统十四年(公元1449年)十月初六,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,京城告急,北京保卫战开始。
  土木之变 - Wing - ●ω● 心間彩虹


明景帝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。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,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,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,以阻敌人前锋。十三日,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,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,明朝伏兵冲出,神机营火器齐发,将也先兵马击溃。也先又转攻西直门,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,也先又败。京师之围解除。
  正统十四年秋,明军于土木堡(今河北怀来土木镇)大败于瓦剌,英宗被俘,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,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。但不同时代、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,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;明军参战人数、瓦剌军行进路线、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;以此为例,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、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。
编辑本段
土木之变历史记载
 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,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《否泰录》:“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。”[1]嘉靖后期以来,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,[2]直至谈迁犹于“官军私属”强调甚明,[3]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“私属”,径作“官军五十万”乃至“五十余万”, [4]数字之差,语意全非。刘定之在《否泰录》末说道:“臣因取目击耳闻,参以杨善、李实所述《奉使录》,钱溥所撰《袁彬传》,约其繁复,著为此录。”李实《李侍郎使北录》未记出征人数,[5]杨善《奉使录》今不传,估计亦不及此。钱溥《袁彬传》今亦不见,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,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。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“目击耳闻”,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。
  但《实录》绝口不提出征人数,仅说“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”[6]。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“丧士卒数十万”到“士卒死者数十万”[7]。从“官军人等死伤”到“丧士卒”再到“士卒死者”,衍化过程与“五十万”的遭遇相似。上引《否泰录》作者刘定之是《英宗实录》副总裁,与总裁陈文、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、修撰、编修之职,[8]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。修《实录》时“职任紧要,又在于副总裁官”,[9]而《否泰录》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,不采其“五十万”之说于实录,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,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。但“死伤数十万”之说又不知何据,《否泰录》仅言“我师死伤过半矣。”可能《实录》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,只好以“死伤数十万”含糊了事。但此说一出,不但同样不采“五十万”说法的《四夷考》、《名山藏》、《明史》沿用,即连相信“五十万”之说的《国榷》、《明通鉴》等也采用之,以与“五十万”相呼应。另外一些不采“数十万”说者,如薛应 、雷礼、徐学聚、谷应泰、查继佐等多以损失“骡马二十万匹”搪塞。此说来自李贤所记:“二十万人中伤居半,死者三之一,骡马亦二十余万,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。”[10]李贤亲历土木之变,侥幸逃生,[11]所记当较单凭在京“耳闻目击”者可靠。后人既然摘其记录,却仅断章取义,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,实在难以理解。[12]
  另外,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。《实录》载其率军四万,[13]《献征录》卷五李贤《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》、王世贞、徐学聚、叶向高、谈迁因之。《否泰录》载:“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。”高岱、黄光升、谷应泰因之。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。不过李贤在《天顺日录》中又说是“率五万兵迎之。”雷礼、严从简、查继佐因之。《明史》卷一四五《朱勇传》却作“所率五万骑皆没”,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,又擅改“兵五万”为“五万骑”。(其卷三二八《外国传·瓦剌》又作“四万人”,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。)
 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,却又记朱勇军数。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。[14]看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,因而阙略不书。
 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?《实录》载:“车驾发京师亲征。……命下逾二日即行,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。”此前三天,“命在京五军、神机、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,……兵器共八十余万。又每三人给驴一头,为负辎重。”[15]可见明军仓猝出发,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。关于三大营的兵额,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,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。[16]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。
 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、幼官、舍人组成。关于班军,“宣德元年,调河南、山东、大宁都司、中都留守司、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,令每岁输班往来。原额春秋两班,官军一十六万员名,……正统十四年,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,前班三月还,八月到,后班八月还,次年三月到,河南、山东、北直隶强壮官军,皆隶前班。”[17]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,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。
  关于京卫操军,《实录》载:宣德五年“成国公朱勇言:‘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。后调大同等边备御,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。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,扈从、征调不足于用。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。’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。”[18]正统二年,“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。先是,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,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。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、山东、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。”[19]两个月后,“朱勇等奏:奉命选拔三千大营、五军、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。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,与之相兼编伍训练。然于内有守陵、守卫、供役、上直者,乞为处之。上命守陵、守卫各存其半,供役、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,其余俱听训练备用。”[20]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,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,所增加者,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。但《明史》卷八九《兵志一》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:“令锦衣等卫、守陵卫卒存其半,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,余悉归三大营。”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。即便按这样计算,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?
  据叶盛《水东日记》卷二二《府卫官旗军人数》:“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,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”计3,258,173名,实有1,624,509名。其中“锦衣等三十五卫”294,117名,实有159,871名。“五府并所属”2,964,056名,实有1,464,638名。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,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、左、右卫,永清左、右卫,彭城卫,长陵卫,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,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。[21]无论全国统计,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,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,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。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,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,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,应有十四万人左右,取其一半为七万人。若按叶盛所记,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,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。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,而京卫一般五所,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,为十一万人。合计得十八万人。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,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。
  土木之变后五天,“令新选余丁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,布二匹;守城匠人、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。”[22]新选余丁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,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,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,[23]匠人、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,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,故得留守。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。土木之变后次日“京师戒严,羸马疲卒不满十万。”[24]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。姑且以旧操幼官、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,合计班军、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,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。
 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,“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。令平乡伯陈怀、驸马都尉井源、都督耿义、毛福寿、高礼,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,都督王贵、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,各备虏。”[25]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。明军从京师出发时,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,即三十万加七万,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,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。即使“私属”队伍庞大,[26]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。
 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,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。据《实录》,六月派到大同、宣府的将领中,陈怀、井源、王贵等死于土木堡,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后之役,[27]说明明军离开大同、宣府时,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。《否泰录》说英宗进兵到宣府时“井源败报踵至”,《李侍郎使北录》载明军到大同后遣“平乡伯”即陈怀出战败绩,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。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惨重:“庚申……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,克忠力战败没。将晚报至,又遣成国公朱勇,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。……亦陷焉。” [28]吴克忠军作为后卫,其数量当以万计。这样增损之后,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,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,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,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。
  明军号称五十万,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[29]以大造声势而已。相比之下,《正统临戎录》引也先语:“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。”[30]倒比“五十万”更近事实。
  《实录》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:“庚申……车驾将发。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,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,克忠力战败没。将晚报至,又遣成国公朱勇,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。勇、绶至鹞儿岭,冒险而进,遇虏伏发,亦陷焉。……辛酉车驾次土木,……其南十五里有河,已为虏所据,绝水终日,人马饥渴,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。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。终夜,虏兵益增。……壬戌,车驾欲启行,以虏骑绕营窥伺,复止不行。虏诈退,(王)振矫命抬营就水。虏见我阵动,四面冲突而来,我军遂大溃。”[31]
  显然,明军到达土木堡时,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。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(今新保安)西北四十里。[32]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,地在雷家站东偏北。[33]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?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:“今日之事,边关为急。往者独石、马营不弃,则六师何以陷土木?”[34]后来于谦说:“(杨俊)遇达贼临城,不能效力死守,辄将独石、马营归贼,并仓储、钱粮尽行捐弃在逃,以致士卒溃散,城池失守,开贼突窜之路,因而辱国丧师,至今令人痛恨。”[35]严从简《殊域周咨录》卷十七也说:“土木之变根于此路(指宣府东路,即独石、马营等处),由于杨俊之失机,故杨氏有余诛也。”他们都认为,由独石(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)、马营(今赤城西北)南下的瓦剌军,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。
 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?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:“王子军马从东来,也先从西来,我从独石、马营来。我伤了几处小边城。”[36]他“伤”了哪几个“小边城”呢?《实录》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:“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:‘达贼围马营已三日,将河水断绝,营中无水。’”土木之变后十天,“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:‘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,杨俊守备马营,夏忠守备龙门卫,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,臣同少监陈公总督。今贼势甚多,军力甚少,若分守恐难御敌。’王令陈公、孙安、赵玫、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,为京师外援。”[37]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。但七天后,“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、徐福,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,弃城挈家奔走,以致怀来、永宁等卫亦行仿效。”[38]显然,杨洪上报,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,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。杨俊首先南逃,致使赤城(今赤城县城)、雕鹗(今赤城南雕鹗村)、龙门卫(今赤城西南龙关)、龙门所(今赤城东龙门所)、怀来(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)、永宁(今北京延庆永宁镇)纷纷失守,宣府以东、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。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、清水河(今官厅水库)北岸,[39]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。明军至土木堡,实因怀来已失守,不得已而就地扎营。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,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,故叶盛、于谦才会强调独石、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。
  在元代,土木堡是大都西行,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。[40]至明代,“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、膳房堡、野狐岭,逾塞垣以达兴和,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,甚平坦,虏亦常由此入寇。……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、雕鹗堡、赤城、云州、独石,逾塞垣以达开平,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。”[41]所谓西路,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,后英宗即由此回国。[42]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,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。[43]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,“当虏之冲”。[44]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,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,沿永乐中“击虏”旧道南进的。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,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,并歼灭明后军;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,七月已占领怀来、永宁,扼守要津,以逸待劳,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。[45]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,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。
 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,但明宣府重兵未损,时间、距离均充裕,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?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,[46]据《宣府镇志》卷二一《兵籍考》可得下表:
  时代
 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 驻宣府城军额 驻宣府操军额
  洪武
  126,395 56,152
  正统、景泰
  90,346 55,195
  正德
  66,979 50,759 23,274 18,930
 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,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,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,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。而自正统、景泰至正德,操军总额几乎未变,参考正德时比例,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。据卷二四《兵骑考》,“镇城原额操马”有12,864匹,正德间实有12,387匹。原额应为洪武时例,至正德时无大变化,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。[47]又卷二三《兵器考》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,有大将军炮14,神枪479,神铳2161,神枪4223等等,数量巨大。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,战马一万余匹,火器充裕,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,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。李贤《天顺日录》说,宣府总兵官杨洪“惊惶无措,闭门不出。若土木之围,洪能以后冲之,必无是败。”而实情恐不止此。
  《明史》卷一七三《杨洪传》载:“(杨)洪独以敢战至上将,诸部亦惮之,称为‘杨王’。瓦剌可汗脱脱不花、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,并遗之马。洪闻于朝,敕令受之而报以礼。嗣后数有赠遗,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。”既然“敕令受之而报以礼”,后来却又因“依任”方才“不责”,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。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,[48]并未与瓦剌作战。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,来往频繁,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。后英宗被拥至大同,侍从袁彬进城接洽,“入城取李指挥。李指挥说:‘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。如今不与他,我虽出去,他定杀了我。’”[49]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,[50]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,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,以求相安无事,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。如此,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,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。
 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,本欲北行出战,[51]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。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,西达东胜,东至阳和,北逾阴山,南抵长城,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。[52]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。[53]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,[54]所居应更偏东。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、独石两个方向入侵,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、宣府西北。《实录》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:“车驾东还。……初议从紫荆关入。王振,蔚州人也,始欲邀驾幸其第,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,复转从宣府行。”时当中秋时节,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“禾家”,值得怀疑。紫荆关在大同东南,远离边塞,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、居庸一线薄弱。议者所虑,非瓦剌军尾追,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,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。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,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,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。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,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,所以仍原路返回。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,集中于宣府塞外,置杨洪重兵于不顾,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,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,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。
  在后世记载中,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。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,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。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、永乐时,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,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,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,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,而是二十万,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。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,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振。《明史》卷十二《英宗后纪》赞曰:“独以王振擅权开衅,遂至乘舆播迁。”是有代表性的说法。但英宗以永乐、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,在瓦剌日益侵逼、边报日急的形势下亲征,也是合理的选择。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,又错选扎营地点,以致为瓦剌追及。[55]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,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,都是不得已的选择。明军情报错误,进无敌踪,退为所乘,才是致败的主因。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,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,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,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。[56]总之,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,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,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,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。
 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,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。明代后期往往有诸如“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”的说法,虽不可靠,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。其实,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,根据《会典》提供的制度资料,《实录》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队分配情况,以及当时方志、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,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。这对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、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。
 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,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。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,李贤虽有较准确的记载,《实录》却不加采用。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,多辗转传抄,对史实往往不加辨析,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,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,致使以讹传讹,五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。清初人私修明史,又率抄袭明人旧说,乃至妄省文句,使讹误更深。至修《明史》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,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,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,不但贻误后人,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。谢国桢《史料学概论》第五章第三节指出:“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,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。”所以《明史》对“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。”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,还导致了《明史》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。总之,关于明前中期史实,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《明史》难以尽实,即连《实录》也未可遽信,在当时人的文集、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。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356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